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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声(23) || 爸爸教我摆地摊
题图：父亲节之花——石斛兰。
（图片来自网络，由作者提供）
摆摊就是我们家的“家风”，摆摊就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。
爸爸教我摆地摊
作者／璠玙
北京出现新的疫情爆发当天，爸爸半夜给我发语音，说北京离东京，只差一个字，近得很，一笔写歪，病毒就有可能流窜到东京。让有点马大哈性格的我提高警惕，注意防范，一定不可麻痹大意，要保证做到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常通风，不聚集，足够睡眠，适当锻炼，提高免疫力，增强抵抗力……
当过部队副连长又当过派出所指导员的爸爸，像一个文武双全的指挥官，对我猛做一通打好疫情防御战的战斗动员，好像北京的病毒连夜就会飘来东京一样。
下达完“防御作战”任务，刚才还像说绕口令一样麻溜利索的爸爸，却吞吞吐吐地对我说，这病毒太能乱捣蛋了，没完没了，你困在东京，回不来国也回不了家。疫情影响，你的收入也大幅缩水，最近国内又允许摆摊了，要不，要不，我也去摆个摊吧？我摆个摊，就不用你往家里寄生活费了。
我故作轻松地对爸爸说，没事，爸爸。我能挣钱。有我吃的，就不会饿着您和妈妈。
关掉微信，没等放下手机，我已止不住地泪流满面，胸口一紧，为我的大头爸爸而心痛。
父母之爱，恩重如山。我毫无睡意，思绪纷乱，心潮起伏，爸爸从小到大对我无限的宠爱，如放电影一样，映照到我脑海中的银幕上，历历在目，往事如新……
我生在一个朝鲜族家庭。我的祖上是家道没落的朝鲜贵族，早在晚清时期就举家翻过长白山，辗转来到黑龙江佳木斯地界摆医药摊谋生，并繁衍生息。到我太爷爷也就是曾祖父一辈，已从移民中国的朝鲜人后代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朝鲜族中国人。代代行医，三代家传，到我爷爷，会把脉会针灸会开方会抓药，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中医郎中。
我的太爷爷早逝，留下三个男娃。我爷爷成家早，那时候也没有节育措施，我奶奶一口气连着生了十个孩子，前面六个都是女娃，后面四个都是男娃。子女太多，实在养活不了，爷爷又是长子，还要担负抚养两个弟弟的义务，只好忍痛割爱，把我体弱多病的最小的姑姑六姑送给一家汉族人家。后来那家人举家迁往关内，六姑便随她的汉族养父母去了山西大同，并在那里扎了根。
爷爷读过几年私塾，能看懂《本草纲目》和《黄帝内经》，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也算是我老家村里少有的读书人了。建国初期，担任村支书的爷爷，作为少数民族劳模代表，曾进京受到最高领导人接见，见过一些大场合、大世面，所以爷爷很重视教育，把两个弟弟都供上了大学。
爷爷的二弟弟也就是我的三爷爷最出息，从县里考到黑龙江省首批重点中学佳木斯一中读高中。因成绩优异、品德出众，高中毕业被选拔公派到前苏联留学，成了苏联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学生。三爷爷会说四国外语，朝语、俄语、日语、英语，门门精通。
爷爷自己的孩子，三女儿和四女儿，也就是我的三姑姑和四姑姑，也先后上了大学。下面的子女，爷爷实在是供不动了，只好顺其自然，能供到哪里就供到哪里。但是爷爷依然把学习挂在嘴边，逮住空就跟我的爸爸和姑姑伯伯们说，要好好学习，有文化才会有出息。
我的爸爸全家排行老九，是男娃中的老三。爸爸生于1954年，天生脑袋大，又生性调皮捣蛋，于是村里的长辈们就给爸爸起了个“大头”的外号。
我的大头爸爸，据说从小就是个让人头疼的坏小子，不是偷别人家田里的瓜，就是偷粮仓附近我姥姥家养的鸡。每次大家都怀疑是他干的，但苦于没证据，无法指认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我稍懂事时，老缠着爸爸给我讲他小时候偷鸡摸狗的故事，特好奇他是怎么做到屡屡得手而不被人发现的，爸爸说：“不留证据，鸡肉不管剩多少都要连鸡毛都埋到地里。”
爸爸小时候真是太机灵敏捷了！这让我幼小的心灵中，植下了对大头爸爸最初的崇拜。
爸爸上高中时，爷爷家里已是家徒四壁。因为太穷了，爸爸在学校连饭都吃不饱，饥了上顿饿下顿。爸爸天资聪明，文化成绩非常好，体育成绩更出色，但他太饿了，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没等到毕业，就辍学回村当了生产队的社员。
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一个高中肄业的少数民族青年农民，想要出人头地，只有当兵。爸爸踊跃报名参军，但因为留学前苏联的三爷爷在十年浩-劫中被污蔑为苏修特务，爸爸受到牵连，虽体检、文化等各项指标都合格，最后一关政审时还是被卡住了。
爸爸当场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：“誓死保卫党中央！誓死保卫毛主席！”负责征兵的地方干部和部队来接兵的军官被他的气势震惊了，破例批准了爸爸入伍。
爸爸就这样成了野战军某步兵师的新兵。
新兵连训练还没有结束，师教导队队长来挑苗子，以选拔到教导队进行强化训练，参加上级组织的军事大比武。长跑、短跑、跳高、跳远，各种训练项目逐一会考，一个小个子新兵进入了教导队队长的视线。
“这小个子不错，我要了。”于是，我的爸爸，一个身高只有168公分的新兵蛋子，以他百米冲刺12秒4的优异成绩，被选送到师教导队。在教导队，爸爸因为个子小脑袋大，外加他为人豪爽爱请客，老兵们送给爸爸一个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外号——大头。
从此，这个“大头”成了爸爸的另外一个名字，跟随他走南闯北，甚至跨出国门。
教导队是战斗部队培养比武尖子人才的训练机构，日常科目全部是各种军事战术训练，对训练成果的检验是各种比武大赛，按照师—军—军区—总部的顺序，层层选拔，终极目标是解放军原总参谋部组织的全军大比武。
我的大头爸爸暗下决心，要一路冲到北京，在全军大比武中拿到名次。所以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天生扁平足的爸爸每天不停地跑、跳、蹦。长途拉练30公里，爸爸咬牙坚持着。2米多高的障碍跳，爸爸只需助跑，不用手支撑，脚一蹬就能轻松地跳过去。爸爸射击科目也不在话下，各项比赛成绩都是数一数二，深得教导队首长看中，爸爸很快就当上了副班长、班长，并在同届新兵中最早提干，成了挣工资的军官。
爸爸提干后，很快当上了尖刀排排长，待遇从每月10元的义务兵津贴一下子变成了每月52元的工资，比同批入伍的战友高出好几倍，一到周末就有战友来找他混吃混喝。五六个人7元钱就能大吃一顿，一碗粉条炒肉当时还不到5毛钱。就这样，我的大头爸爸时不时就被战友们当成请客买单的“冤大头”。但是爸爸并不在意，反而乐呵呵地享受着亲如兄弟的战友情。
当上排长的爸爸成了家，娶了青梅竹马的“金达莱”——同村最漂亮的朝鲜族姑娘，也就是我的妈妈。妈妈天生丽质，善良敏慧，内外俱美，能吃苦，爱劳动，十六岁就当上了生产队妇女队长，后来被推荐到牡丹江朝鲜族师范学校读中专，是我们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女干部。
爸爸还在师军事比武中脱颖而出，勇夺第一，成了全师的“大头宝贝”，就连师首长也对他刮目相看。爸爸所在师的师长姓林，是位神枪手，据说打鸟，你指哪他打哪，你指鸟头，他绝不会打到鸟肚子。林师长很喜欢他这个大头兵。爸爸曾自豪地跟我“吹牛”，说在部队时，每次一开会，林师长一定会先点大头爸爸的将：“给你一个连，你怎么攻下这个山头？说一下作战部署。”大头把想法一说，林师长连连点头：“很有想法！”
拿破仑说：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”大头在林师长的鼓励下，全力以赴，为七年后的全军大比武刻苦训练着，时刻准备着，并在心里暗暗地做着他的“将军梦”。
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一次训练时，大头爸爸从2米多的高处摔了下来，摔断了腿，跟腱也断裂。
大头变成了瘸子，永远不可能去参加他心仪神往的全军大比武了，他的“将军梦”就此破碎。时任尖刀连副连长的爸爸，黯然告别了军旅生涯，就地转业，被安置到哈尔滨市某郊县公安局，担任派出所指导员。不久，因为妈妈生病，需要照顾，爸爸又调回老家，做了县政府民委副主任。
爸爸为人热情好客，乐善好施，谁有困难求到他，他都会义不容辞地帮人家。自己帮不上忙的，他再去求别人，也要帮到底。听我妈说，那时候，我家就像个招待所，不停地招待爸爸远方来的战友，或乡下来的亲戚朋友。
这时，我出生了。大头当上了爸爸。我天生体弱多病，大头爸爸要三天两头带我上医院。我长到三岁还不会站立，只会跪爬。妈妈给我吃了很多钙片和补药，也不济事。爸爸找人做了个小木车，把我绑在小木车上，他拽着小木车让我被迫走动，锻炼腿部肌肉。别说，这个土招还真灵验，就这样蹒跚学步，我终于学会了独立行走。
可是，长到五六岁时，模仿能力超强的我，记不清模仿了谁，居然走成了里八字。那时，我正上幼儿园中班，年龄不大可自尊心很强。有一天，大头爸爸送我上幼儿园。从我家到幼儿园的那条路是主干道，一到上班、上学时间，路上熙熙攘攘，行人都会路过。
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在前面走一步，爸爸在身后踹我一脚。爸爸踹了我一路，我哭了一路。这还不算。到了幼儿园，班级同学已全部到齐。爸爸把我抱到讲台上，当着所有同学的面，讲我是如何学成了里八字走路，以及他因此踹我一路的事。
老师就在旁边看着，同学就在旁边听着。我哭得昏天暗地，心里羞愧难当，又满是怨愤，觉得没脸见人，只想跑回家找我妈哭诉。我妈一定不会放过大头爸爸的！果然，有邻居看到大头爸爸路上踹我的一幕，早早地告给了我妈。我妈下班回家就找大头爸爸算账了，我心里略感安慰。
不可思议的是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里八字走路了。长大后，每每想起儿时的往事，我都会在心里感谢我亲爱的大头爸爸。
但是，最令我难忘的，是我高中毕业后，爸爸教我摆地摊的事。
说来话长。那时，三十多岁的爸爸在县政府民委副主任岗位上干得春风得意。可是有一次，他和妈妈去吉林走亲戚，见到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，也就是我的表大爷。表大爷是生意人，生意做得很大，80年代末，他的专车就是原装奔驰；90年代初，他的企业曾频频出现在CCTV新闻联播节目开播倒计时5分钟的黄金广告时段中。爸爸在吉林见到表大爷时，表大爷正是事业上升期，腰缠万贯，挥金如土，并已去过六十多个国家。
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，和对国门之外新世界的好奇，刺激并挑战着爸爸不安分的心。他蠢蠢欲动了。回家的火车上，爸爸和妈妈商量，决定辞职下海，举家投奔我表大爷。
他要挑战新的未知的世界。
说干就干。回到家乡，爸爸不顾上级领导的再三挽留和亲朋好友的苦口规劝，毅然决定裸辞。县里主要领导说，县里拟将大头爸爸作为公安局长人选重点培养，但我爸去意已决，坚辞不就。我妈当时也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年纪轻轻已是财会科长，工作稳定，待遇好，又受领导器重，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。妈妈不愿意离职远走，可她又是恪守朝鲜族传统观念的人，觉得支持丈夫干事业、一家人在一起不分离，比她个人的前途更重要。
于是，爸爸办理辞职，妈妈调转工作，搬家一气呵成。
离开老家的时候，坐上从佳木斯开往长白山的火车，天上洒下了绵绵细雨，仿佛在为我们一家人的远行而洒净洗尘。
少不更事的我，满怀着对那个新城市的向往，因为爸爸妈妈从吉林回来时，给我带了很多小县城从来没见过的漂亮衣服，还有表大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赴国外演出时带回来的石榴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石榴啊！粉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又好看又好吃。之前只是听说过，从来没有吃过。所以，正处在想象力蓬勃发育期的我，愈发对新的城市新的生活憧憬无比。
爸爸带着我们全家人，千里迢迢来到长白山脉北麓这座开放的边境城市。城市不大，却有着很重要的经济地位，地处东北亚经济圈腹地，是联合国拟定的图们江域大“金三角”中方的一个支点，东直距中俄边境约60公里、日本海约80公里，南直距中朝边境约10公里。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边境城市，经济活跃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还有一所211大学。
大头爸爸如愿以偿，见识了开放城市的五彩缤纷和夜色阑珊。爸爸以他在部队练就的过硬素质和一手好字，以他先后在地方公安机关与政府部门积累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经验，加之我表大爷的提携助力，很快就被聘为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下属的子公司经理，被派往俄罗斯开拓国际市场，开展钢材销售、国际贸易业务和劳务输出管理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把钢材摊摆到俄罗斯的中国人。
爸爸这钢材摊，在俄罗斯一摆就是三年，其间极少回国。那个年代，国内城市电话还没有普及，国际话费又老贵，所以爸爸在俄罗斯时很少给家里打电话。可一旦回国时，爸爸总要给我们买很多很多礼物，有给妈妈的欧式风衣和大衣、意大利皮鞋，有给我的连衣裙、帽子、靴子，有给我弟弟的遥控汽车、机器人，还有家用的银器、精致的厨具，昂贵的黑鱼籽、巧克力，和各种点心。
爸爸还应我的要求，给我的小学同学带了俄罗斯产的手绢、梳子等小纪念品，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我记得我穿上爸爸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式样殊特的靴子去上学，还被老师叫到办公室，让别的老师们开眼看新鲜。
那时，夜总会刚刚兴起。应酬需要，大头爸爸也会常去，结账都用支票。妈妈则停薪留职，当起了专职家庭主妇，负责在家照看五个孩子。五个孩子中，我和弟弟是爸爸妈妈生的，其他三个是我叔叔和两个大爷家的孩子，因为老家农村教育水平有限，爸爸便从每家带一个孩子领到我家，与我和弟弟一起生活，一起上学。放学回家，我家俨然成了家庭幼儿园，念过师范学校的妈妈，就成了不挣工资的幼儿园老师。妈妈自觉薄弱的科目，还要另外花钱，请家教教我们。
商场如战场。做生意就有赚有赔，时好时坏。我们举家搬到新的城市后，一直没有买房子。虽然爸爸手里有买房子的钱，但为了保证生意上随时有充足的流动资金，一直都是租房子住。我们一群孩子少不更事，并不在意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，反正有住的地方就行。只是苦了妈妈，她一个人带着这么一群不懂事的人过活，居无定所，手无恒产，其中的苦楚和艰辛，只有妈妈一个人独自吞咽。而这些，我也是年近不惑方才略微明白了一些。
或许，大头爸爸因为他自己我行我素、自由不羁的性格，对教育孩子，虽然严格要求，却留有足够宽容的尺度。所以，我们几个孩子都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胆性格，也不盲信权威，遇到事情总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，遇到挫折也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来应对。
爸爸从来没有白给过我零花钱。除了压岁钱之外，想要零花钱是需要靠自己劳动来挣的，比如干家务，洗一次碗5元；给他拔白头发，一根1毛。后来，因为我是熟练工，爸爸给我的报酬提高到拔一根白头发两毛五，我集中拔一次就能挣50元左右。常常是，拔着拔着爸爸就睡着了，我就把较长的头发剪成两截，以次充好，鱼目混珠，心里偷着乐，一种偷工减料报酬加倍的得意洋洋。爸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每次都拿腔拿调地说：“必须每根头发都有毛囊才算一根。”我哼哼哈哈地答应着，根本不往心里去。
这是自己亲爹啊！坑爹没商量，心里没负担。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，就这样被爸爸宠爱得有恃无恐，风雨不惧。
转眼到了2001年，我的高中岁月即将圆结。我打算高中毕业就去留学。爸爸正在国外出差，他说可以，但是必须参加高考。我心想，高考那么累，再说考上大学就有了退路，我不想有退路，只想背水一战，去国外读书。于是做通了我妈的思想工作，会考一结束我就回家了，不再备战高考。
爸爸回来后勃然大怒，说我临出国前不会再给我一分零花钱。我心想不给就不给，我自己挣。于是我开始筹划，准备和死党联手，在情人节那天去街上摆地摊卖花。但我没有本钱，我就和爸爸说了我的计划，向他借钱。爸爸同意了，说：“挣了钱就要还本钱。如果亏了，就算了。”我寻思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生意，绝对不能亏本。我也想证明给爸爸看。
情人节前夕，我向爸爸借了116元，死党从家里要了116元，开启了我俩的“玫瑰事业”。
我们从花店批发了100支玫瑰花，又买了一些包装盒，打算分成三类零售，并起了寓意美好的花语名字。单支玫瑰，叫“一生一世”；两支一盒，叫“比翼双飞”；三支一盒，叫“我爱你”。我把我们的销售策划告诉大头爸爸，他问我如何定价。我说单支卖10元，两支的卖15元，三支的卖30元。爸爸建议我们单支卖15元，两支卖30元到35元，三支卖50元。
卖花第一天，寒风凛冽，清凉入骨。我和死党拿最大号的塑料袋，装着100支玫瑰花，来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。我和高中的同学好友提前打了招呼，谁的男友要买花就来找我，以友情价内销了11支。真正意义上的开张是在客运站，一位大叔来买花，以5元钱的最低价卖给他，以图开张大吉。
我们走街串巷，去各个繁华路段，一路走，一路叫卖。我们来到最繁华的美食街，来到一家爸爸常带我们去的饭店门口。正在东张西望，突然看到大头爸爸从饭店里走出来，他笑呵呵地对我和死党说：“卖花姑娘来了？”死党不认识我爸，马上热情地说：“叔叔买朵花吧。”我说：“那是我老爸。”死党惊讶得目瞪口呆，她说：“你爸怎么这么年轻，看起来就像三十多岁。”我哭笑不得。
这时，我妈也从饭店出来了，她一看我和死党在寒风中冻得瑟瑟缩缩，心疼的握着我和死党的手说：“多冷啊，你俩快进去吃完饭再卖。”那天是妈妈的同学从远方来，爸爸妈妈去饭店招待他们，碰巧遇到沿街卖花的我和死党。我说：“两个卖花姑娘进饭店，吃完饭都几点了，谁还会买我们的花呀？不去，我们会看着办的。”说完，我拉起死党就走。
我们又卖了一会儿，错过了午饭高峰期，我们去一家小饭店一人吃了一碗10元的汤饭。边喝着碗里的热烫，边看着冷气从袖口冒出来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摆地摊挣钱的不易。想想自己，平时做个头发拉直，都要向爸爸妈妈要200元才够的啊。吃完饭，我们又去新开业的烤肉城前，继续叫卖。
第一天没挣回来本钱。第二天，我们继续卖，到晚上8点已基本卖光，只剩下两支玫瑰。我说一人拿一支，回去送给妈妈。我们收摊了。两个人躲在工商银行的石狮子后面数钱，手都冻僵了。扣除本钱，一人挣了200多元，相当于本钱翻了两番。旗开得胜，首摊告捷。我哼着歌打车回家，把本钱如数还给大头爸爸。
爸爸很开心，他说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送给妈妈那朵玫瑰，妈妈说了好多年，她说那是她一生收到的最珍贵的花。
高中毕业，我就来日本留学了。世事无常。爸爸在生意做得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突然破产了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我曾和妈妈认真聊起，让她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再被这个家牵绊。但妈妈还是毅然决然留下来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和爸爸同甘苦共进退。
我半工半读念完大学，有多余的钱就寄回家里，补贴家用。大头爸爸很愧疚，但没颓废，还是神采奕奕地过着每一天，衣服照样是有一丁点褶子也不会穿出去，熨得平平整整。在大街上遇到他，人们还是会把他视为绅士范儿的富人。
爸爸欠的外债一点一点还清了，终于在房价最贵的时候买了房子，他自己在家瞎琢磨瞎鼓捣，居然还申请了两个专利。如今，爸爸依然一贫如洗，但是，他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、快活自在。
爸爸对我说：“世上最好的名牌大学就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老师是你自己，学生也是你自己。”和往日得志时相比，爸爸现在没有了过去的人群簇拥，没有了曾经众多的鞍前马后。但他任何时候都斗志昂扬的样子，得意失意都不服输的样子，做人有原则的样子，对自己有要求的样子，愿赌服输的样子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，影响着他的宝贝女儿。所以，无论穷富，我都为我的大头爸爸深感自豪！
人生就是起起伏伏，三穷三富活到老。我自己来日本后，也因为不把钱当钱吃了很多苦头，亲身经历了没钱的艰辛。我在留学期间就遇到了没钱买米，下雨天骑着自行车边骑边哭，幸运的是马上有前辈介绍工作，拿现金的那种，躲过了无米下炊饿肚子的风险。
我在留学过程中，半工半读，勤工俭学，除了坚守不卖身、不卖笑的底线外，日本社会底层劳动人民所有的苦，我都尝遍了。真的是一颗汗珠掉地上摔八瓣，换成一个一个的钢镚儿、一块一块的生活费（见玙璠：趟过红灯区的大学生）。由此，我深深体会到能量是守恒的，穷不长脚、富不扎根，瘦需吃肉、肥需食素，也懂得了惜缘惜福，不要过早挥发了自己的福报。
成长的过程中，爸爸给予我的所有的父爱，包括物质方面毫不吝啬的支持和不求回报的奉献，给我打下了求学做人的基础，成为我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我很感恩父母，感激我的大头爸爸，感激爸爸在我来日本留学前断了我的零花钱，逼我去摆地摊——摆摊卖花的那一课，是我人生放飞自己的第一课，而且，在爸爸的“无情逼迫”下，这一课我及格了！
家是最小国，国是最大家。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，是由千家万户组成的。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家族文化传承，都蕴涵着薪火相续的家国情怀。身为家道没落的朝鲜贵族，我的高祖早早来到中国摆医药摊，并繁衍生息，直到我这一代。我的大头爸爸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把钢材摊摆到俄罗斯的中国人。少女时代曾做过“卖花姑娘”的我，如今又来到日本，并有了我固定的工作摊位。摆摊就是我们家的“家风”，摆摊就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。
日月如梭。转眼间，我来日本留学、工作、生活已经18年了。爸爸也已是快奔古稀之年的老人。今年的父亲节到了，我这个当年的卖花姑娘，想向暮年的大头爸爸献上一束花。
这束花，不是当年送给妈妈的鲜艳欲滴的红玫瑰，而是黄色的石斛兰。石斛的花语是“欢迎、祝福、纯洁、吉祥、幸福”，石斛兰寓意父亲的刚毅、亲切和威严，它天然具有父亲一样秉性刚强、祥和可亲的气质，故被誉为“父亲节之花”。
亲爱的大头爸爸，我把这束“父亲节之花”送给您，表达对您深深的敬意，和感恩。女儿对您的感恩，是内心的，是灵魂的，更是一生的！
祝福爸爸父亲节快乐！祝福天下父亲节日快乐！
（2020年6月21日完稿于日本横滨）
【作者简介】璠玙，又名玙璠。80后。一只眺望天上飞鸿亦不忘人间明月的小蜜蜂，勤勤恳恳地采华，但取其味去，不坏色与香。尊重别人，庄严自己；上视不谄，下视不渎；生人面前小矜持，熟人前面大放肆。灵魂无上限，行为有底线。纯真热烈的射手座，一直在思索和寻找成熟自己的方式，以抵大气深厚的通透，随心所欲的释然。可妖可正，我行我素，晶莹剔透，返璞归真。一枚园地读者，二湘空间编者。
编者按：今天有二条和三条，都是园地的特别父亲节投稿。二条的作者是接力者第28棒以及民声(13) || 6月12日: Loving Day，唯爱永存的作者愚石，文末有彩蛋。三条的作者是接力者第35棒以及民声(20) || 在那月光如水的晚上作者一砚翁的儿子，为我们献上一段园地父子佳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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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父亲节，一枚园地在此祝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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